“至善锦绣”团队：从陪嫁信物到公共文化资源，针线保存一方乡土情感记忆

8月，东南大学“至善锦绣”团队成员赴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大洛镇，走访大洛镇福袋刺绣工艺传承所和沙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中心，并访谈福袋刺绣工艺传承人吴凤梅。团队通过现场观察、访谈和课程体验，了解大洛福袋刺绣的历史脉络、制作技艺与传承现状，探寻一件乡土手艺如何在当代重新进入公共生活。

在沙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中心，福袋、服饰、绣片与生活器物依次陈列；在大洛镇传承所，绷架、丝线、图稿和未完成的作品共同构成一个仍在运转的“慢现场”。对团队而言，这里并不是只能隔着玻璃观看的展柜，而是可以被讲述、被触摸、被学习的日常空间。

图1 项目组在沙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中心开展访谈

大洛福袋刺绣源于当地流传已久的陪嫁习俗。女儿出嫁前，母亲会亲手制作福袋，作为陪嫁之物送到女儿身边。福袋上的图案、色彩和装饰寄托着对婚姻、家庭与未来生活的祝福，也因此超越了一般生活用品的意义，成为家庭情感可以被保存和传递的物质载体。

调研中，团队还观察了大洛镇非遗传承所内展示的畲族服饰纹样。沙县是畲族聚居地之一，畲族服饰中的凤凰、花鸟和几何纹样，承载着民族记忆、身份认同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福袋刺绣与畲族服饰虽有不同的文化脉络，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人们如何通过双手，将看不见的情感和祝愿变成看得见、留得住的形式。

图2 大洛镇非遗传承所内展览的畲族服饰纹样

“每一针都得沉住气、下足功夫。”吴凤梅介绍，福袋制作大致包括绣稿制作、刺绣、缝合、装饰和填袋等步骤。纸板、棉布、丝线经过反复裁剪、粘贴、施绣和缝合，最终成为形制小巧却寓意丰富的福袋。传统福袋中常见“镜子袋”“君子袋”“菩萨袋”等类型，三件作品共同构成一套关于平安、幸福与庇佑的祈福语法。

在传承所的体验课堂上，团队成员跟随老师学习基础针法。看似简单的穿针引线，真正落到绣布上却需要稳定的力度、细密的针脚和足够的耐心。吴凤梅的教学并不完全采用固定课时和统一进度，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反复来到传承所，在共同制作与交流中逐渐形成手感。

图3 项目组在传承所体验福袋刺绣制作

从家庭女红走向公共文化，是大洛福袋刺绣正在发生的变化。传承所、非遗展示中心和公益课堂，让原本只存在于婚嫁家庭中的手艺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高校团队的调研、记录和传播，则为这门技艺增加了新的观察者与参与者。福袋不再只是“陪嫁信物”，也成为地方文化展示、非遗教育和乡土记忆保存的重要媒介。

图4 大洛福袋刺绣传承所展示的部分作品

但走进公共视野，并不意味着传承问题已经解决。调研中，团队了解到，大洛福袋刺绣仍面临老一辈传承人年龄偏大、针法和纹样档案不够系统、短时体验难以转化为长期学习等问题。尤其是一些依靠口传心授和身体经验保存的细节，一旦传承人离开，便可能出现难以弥补的知识断层。

对此，团队认为，福袋刺绣的保护不应只停留在成品展示，还应进一步建立“一作一档”的数字记录，整理作品名称、纹样寓意、针法、材料、制作周期和创作者故事；同时构建“体验—基础—专题”的分层课程，让公众既能轻松接触，也能拥有持续学习的路径。高校、传承人、地方文化机构和社区居民可以在长期协作中形成更加稳定的传承生态。

团队成员魏炽韬表示，此次调研让大家重新认识了非遗中的“慢”。一件福袋可以在照片中被瞬间看见，却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完成；一个纹样可以被快速复制，但它背后的家庭记忆、婚嫁习俗和乡土伦理，需要在真实关系中慢慢理解。青年参与非遗，不只是帮助宣传，更应当学习记录、参与制作，并以专业能力回应传承人的实际需要。

一只福袋，装得下的不只是铜钱、镜子与祝福，也装得下母亲的时间、女儿的远行和一个地方对幸福生活的想象。从家庭内部的陪嫁信物，到今天可以被观看、学习和继续创作的公共文化资源，大洛福袋刺绣正在寻找新的生长方式。针线把情感缝进布面，也把乡土记忆留给愿意接住它的人。

（东南大学“至善锦绣”团队 魏炽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