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助者”到“主人”：隆安县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的同伴支持实践观察

“今天我负责打扫活动室，待会儿还要向来访的人介绍我们驿站。”8月14日下午，在隆安县齐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福康驿站，一位精神障碍康复者正在为即将开始的自管小组活动做准备。

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同心共愈”调研团队在暑期调研中观察到的一幕。自管小组是齐悦社工机构推动的一项常态化活动，旨在让康复状态良好的服务对象参与驿站的日常管理工作——清扫场地、接待来访、介绍驿站功能，并在小组中分享自身早年就业的经验。

“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现在能帮驿站做点事，感觉不一样了。”一位参与自管小组的康复者这样对团队成员说。

这个看似简单的变化，折射的是一种更深层的转型：精神障碍康复者正在从“被动接受服务”走向“主动参与管理”。

从“被服务”到“能服务”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精神障碍康复者是“被照顾”的一方。但在隆安县震东社区——这个安置了2.3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登记在册的精神障碍残疾人员有1857人，其中77.3%为低收入群体——情况正在悄然改变。

自管小组的设立，正是这种改变的一个缩影。它不追求让康复者掌握复杂的职业技能，而是从最日常的事务开始：清扫场地、整理物品、向来访者介绍驿站。这些看似微小的任务，恰恰构成了“我能做”的信心基础。

在小组中，社工不充当“老师”，而是退到一旁，鼓励康复者自主组织、自主分享。一位康复者分享了自己早年外出务工的经历，另一位则讲述了如何在社工帮助下找到了第一份零工。社工则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求职信息获取、面试准备等实用技巧。

“他们分享的比我们讲的更有说服力，”一位社工对调研团队说，“因为那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事。”

为什么需要“自管”？

这种探索背后，有一个现实的问题：西部县域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困境。以隆安县为例，全职社工仅有两名，却需要管理80名建档服务对象。在专业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让服务覆盖更多人、让康复效果持续深化？

同伴支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所谓“同伴支持”，是由康复状态稳定、具备共情能力与服务意愿的精神障碍康复者，在接受系统培训后，以“同行者”身份为其他康复者提供情感陪伴、经验分享、生活指导及社会融入示范等非临床但极具亲和力的支持服务。在广西，这一模式已被纳入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的重点探索方向。广西脑科医院牵头的“同伴支持”服务模式项目已获全国推广，由康复良好的精神疾病患者作为辅导员，为其他同伴提供支持和帮助。

隆安县的实践，正是这一方向在县域层面的具体落地。而自管小组，则是同伴支持最基础、也最可操作的形式之一——让康复者从身边小事做起，逐步建立“我能为别人做点什么”的意识。

图为齐悦社会工作者协助开展自管小组

从“自管”到“互助”

自管小组并非孤例。调研期间，团队还观察到多种形式的同伴支持实践正在同步推进。

8月16日，一场由机构组织的社交融合活动在隆安东站休闲农庄举行，四十余名服务对象及家属、精防医生共同参与。烧烤、游戏、唱歌——这些看似普通的社交场景，实际上承载着多重康复功能：提供安全的社交机会、推动同伴之间的自然交流、锻炼生活技能与肢体协调能力。

8月17日，团队参加了在震东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举办的“呗侬”议事会。“呗侬”在壮语中意为“兄弟姐妹”，议事会由家属自主参与，目的在于了解家属需求、与家属共同商议近期重大活动。家属群体的互助，同样构成了康复支持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自管小组到社交融合活动，再到家属议事会，一条从“自管”走向“互助”的路径正在显现。在这个过程中，康复者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从“被服务者”逐步转变为“服务的参与者”乃至“互助的发起者”。

图为服务对象与志愿者共同游戏

让“主人”越来越多

当然，这条路并不平坦。调研团队了解到，目前能够稳定参与自管小组和同伴支持活动的康复者数量仍然有限，如何让更多康复者从“观望”走向“参与”，仍是机构面临的实际挑战。

但变化正在发生。寒假期间，团队首次调研时发现，已有13名精康人员自发组建了“散步互助组”，在散步中互相提醒服药、分享物资。暑期再次走访时，自管小组已经从无到有地运转起来。从“散步”到“自管”，迈出的每一步都不大，但方向清晰。

“他们只是发病才那样，平时和我们没什么区别，什么都能做。”调研时一位居民的话，或许是对这种变化最好的注脚。当越来越多康复者以“主人”的身份出现在驿站、社区和活动中，改变的不仅是个体的生活状态，也是社区对“康复者”这三个字的理解。

（作者：黄莹莹 王钊颖 刘佳乐 卢乖淋 麻严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