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海之滨到串场河畔：一堂“行走的思政课”给我的答案

出发前的夜里，我把行程表叠了又叠，心里却始终揣着一个朴素的问题——红色，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颜色？是教科书里加粗的字，是纪念馆玻璃展柜里泛黄的信笺，还是海风吹过雕塑时留下的回响？带着这个问题，我沿着黄海的海岸线，从青岛走到盐城，试着替年少的自己找一个答案。

站在五四广场“五月的风”下时，我原以为自己会激动，然而真正击中我的，是随后走进青岛一战遗址博物馆那种近乎沉默的震撼。呐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背后压着太多不能言说的屈辱与不甘。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信念，并不总是慷慨激昂的样子，它常常是一群人在漫长黑夜里，替另一群人先睁着眼睛。走出展馆时海风很大，我没有说话，却觉得胸口比来时更沉，也更亮。

在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狭窄的木楼梯上，我下意识放轻了脚步。一百年前，在这样一间不算宽敞的屋子里，也有一群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比我更多的资源，甚至没有比我更明朗的未来，却敢把“改变”两个字扛在肩上。我一直以为“青年”是一个被歌颂的词，那一刻才意识到，它更是一种选择——选择在看不清路的时候，仍然愿意先迈出一步。回望自己，很多时候我把“再等等”说得太顺口了。

鲁迅公园的松涛声，是我这趟行程里最温柔的一段记忆。海浪一层层推上来，又一层层退回去，像是无声地翻着一本很旧的书。我忽然理解，所谓“传承”，并不是把先生的话背得多熟，而是当我在生活里遇到怯懦、遇到含糊、遇到“差不多就行了”的时候，心里能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不要退。这个声音，比任何一句名言都更接近我所理解的鲁迅。

转场到盐城，走进新四军纪念馆，最让我久久驻足的不是宏大的战役沙盘，而是一封封字迹并不工整的家书。写信的人，很多都比今天的我更年轻。他们在信里嘱托母亲保重、答应爱人一定回来、告诉弟弟要好好读书——然后转身走向未必能回来的战场。英雄不是天生站在光里的人，他们只是普通人，却在关键时刻替我们把该做的事做了。我以前谈起“牺牲”总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词，那天之后，我更愿意用“托付”来理解它：他们把明天托付给了我们。

泰山庙那面斑驳的墙让我想了很久。皖南事变之后，队伍在这里重新站起来——重建，从来都比初建更难。因为它意味着要在废墟上、在质疑里、在伤痛之后，重新相信一次。这让我联想到自己：读书路上、成长路上，我也有过被否定、被推翻、想要放弃的时刻。这堵墙像是在对我说，塌下去不可怕，可怕的是从此不再抬头。回来的路上，我把这句话记进了备忘录。

这次实践里，我承担的一部分工作是文创设计——为青岛和盐城各画两枚红色地标图案，我一次次删掉重来，画完我才明白这些地标之所以难画，是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景点”，而是有重量的记忆，我不是在临摹一个建筑，我是在替它找一种能被今天的年轻人愿意贴在笔记本上、贴在水杯上的样子，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传承”并不遥远，它可以是一枚被认真画完的小图案。

另一件我一直在做的事是写稿。写的时候我常常犯难：怎样才能不把它写成一份行程表？怎样才能让没有去过青岛和盐城的人，也愿意读下去？我删掉过很多华丽的句子，也删掉过自以为深刻其实空洞的段落。改到后来我渐渐懂了，讲述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多漂亮，而是因为它能让那些沉在展柜里的名字、留在旧墙上的弹痕、写在留言板上的一句“谢谢你们还记得”，被更多人重新看见。

我们的行程并不长，长的是它在我心里留下的回声。回程的车窗外，黄海的方向渐渐模糊，我却觉得有些东西正在变得清晰：红色不是一种被展览的颜色，而是一种可以被选择的姿态——在别人退让时多站一步，在自己犹豫时多问一句“应该怎样”，在很多“差不多”里坚持一次“再认真一点”。如果说这趟实践给了我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不必等到自己足够耀眼才去传承什么，我可以从今天起，做一个愿意认真生活、认真表达、认真回应时代的普通青年。这，也许就是那堂“行走的思政课”真正想教给我的事。

（南京审计大学：陆鹏帆）